排污阀厂家
免费服务热线

Free service

hotline

010-00000000
排污阀厂家
热门搜索:
技术资讯
当前位置:首页 > 技术资讯

天津教案中慈禧对曾国藩不满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

发布时间:2021-01-07 10:17:50 阅读: 来源:排污阀厂家

天津教案中慈禧对曾国藩不满: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

1870年6月21日,天津爆发了当地民众与外国教会的严重冲突事件。该教案发生后经直隶总督曾国藩办理,最终以凑数的方式杀津民20人(后实杀16人),流放25人,府县官革职充军,给洋人赔款并派代表去法国“谢罪”而结案。对这一办理结果,时人及后世几乎众口一词,认为这是曾国藩一人所为,骂他对列强卑躬屈膝,忍心害理,枉杀无辜,治罪官员,是典型的“元凶卖国贼”。实际上在该案办理中,慈禧太后一直具体掌控着案件处置的全过程及其每一个细节,是她“一心曲全,维护和局”的态度和决定,牢牢左右着在一线处境尴尬的曾国藩。甚至在这期间,由于曾国藩在具体操作上自作主张,还曾引起过慈禧对他的严重不满,他们的君臣际会也因这些不满而彻底打上了休止符。

1861年8月,咸丰去世。6岁的同治继位,同治的生母、26岁的慈禧被尊为皇太后,与老实厚道且空有其名的慈安一起垂帘听政,慈禧成了事实上的“太上皇”。

这时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烈火正炽,严重威胁着清朝政权。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带领自己的地主武装扑灭了起义烈火,给刚执政的慈禧帮了大忙。二人的政治蜜月也从此开始:慈禧赏曾国藩紫禁城内可以骑马;赏曾国藩赴乾清宫廷臣宴,可以坐于同治皇帝座前;官衔一加再加,还将其从江南两江总督任调来京畿重地直隶省任总督,坐镇首都南大门保定。

可是就在曾国藩好运正处顶峰之时,厄运也开始降临。他于1869年3月5日到直隶,之后该省不仅水旱灾不止,他的身体也很快垮了下来:右眼突然失明,左眼只留微光,肝病复发,呕吐不止,继而嗜睡症、眩晕症、疲劳症都同时向他袭来。到1870年5月,已经无法坚持工作,不得已于5月21日向慈禧请病假一月。6月21日假满,身体病症仍然不见好转。遂于6月22日要求续假一月。可是就在这时一件更大的倒霉事从天而降,就在6月21日,远在270里外的天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“天津教案”。

这次教案,直接的起因是法国教会突然死亡三十多名中国儿童引起的谣言。事件的激化并酿成群体事件,则是因为法国领事丰大业几次擅自开枪所致。1870年6月21日上午,天津市民抓到一个拐卖孩子的罪犯,罪犯供出他的拐卖行为与教会一司事有关。天津地方政府让此罪犯与教会司事对质,对质结果证明此事不属实,司事离开时受到不明真相群众的谩骂。

这件事情本来并不大,法国领事丰大业却小题大做,要求抓人,还扬言不怕中国人,竟几次向通商大臣和知县开枪,引起民愤,被打致死。后事件扩大,发怒的民众冲进教堂打死神父2名、修女10名,又杀死法国领事2人、法国商人2名、俄国人3名,焚毁教堂6座。从而酿成了一件涉外大案。

就在教案发生的第二天,即6月22日,驻天津的通商大臣崇厚赶紧给慈禧上报了情况,要求快速派人来解决此案。慈禧看了崇厚的报告,一阵紧张,因为她知道这之前清王朝在两次鸦片战争中,已领教过西方列强的厉害。这次是在她执政期间,中国人又惹着了西方人。一边是强大的七国列强,另一边是反洋情绪积蓄已久的津民。是维持和局还是顺应民心,稍有闪失即会酿成不可收拾的巨变。

毕竟慈禧已有了九年执政经验,这些难题并没有难住她。她在众大臣面前,一边故意谦虚:“此事如何措置,我等不得主意。”一边又貌似公平地说:“和局固宜保全,民心尤不可失。”其实她心里早有主意了,那就是对洋人“息事宁人,维持和局,民心只是其次”。那么派谁去贯彻自己的意图接这个烫手的山芋呢?她想到了曾国藩,因为天津属于曾国藩的地盘。她立即取消了他的病假。

6月22日下午,慈禧给曾国藩发出上谕:“曾国藩病尚未痊,本日已再行赏假一月,惟此案关系紧要,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,着前赴天津,与崇厚会商办理。”决定中虽有“精神如可支持”的话,但显然慈禧的态度是明确的,就是这任务曾国藩必须承担下来。

6月23日上午,上谕火速送往保定。

到直隶一年多诸事都是不顺,现在自己地盘上的天津又发了如此大案。送走宣谕圣旨的人后,曾国藩已经意识到,他遇到了有生以来最大的难题:一是极难伺候的慈禧,二是强大的西方列强,三是“好斗”的天津市民。他一连几天思绪不宁,在日记中写道:“天津洋务,十分棘手,不胜焦灼”,“熟筹不得良策”,心情“未半刻恬愉”。

正在天津的崇厚又给慈禧写来报告,要求先对天津地方官员“严议革职”。慈禧看了崇厚的报告,6月25日谕曾国藩:“(道员)周家勋、(知府)张光藻、(知县)刘杰着先行交部分别议处,仍着曾国藩于抵津后,确切查明,严参具奏。”意思是对府、县二人进行调查,等候处理。至于对“迷拐人口匪徒及为首滋事人犯,严拿惩办,秉公办理,毋稍偏徇”。

崇厚在津十年,一直以在洋人面前奴颜婢膝著称,津民对其评价极低。主办曾国藩尚未到达,是非曲直也未调查,崇厚即给慈禧提出建议。曾国藩看到这封上谕,心里很不是滋味儿。因为道员、知府、知县都是他的下级,崇厚却直接要求对他们处分,自然心中不快。

6月27日,曾国藩给慈禧回信,说正在思考分析案件的关键之处,一定“力求平允”,以“不与开衅”为宗旨。虽然正患病,但“不敢因病推诿,稍可支持,即当前往”。慈禧于6月29日回信,对曾国藩进行了一番鼓励,然后就是催促他抓紧赴津,“会同崇厚悉心商办”。

如此巨大风暴,自己深入到中心,曾国藩估计,此去他有可能会死在天津。极度的焦虑、忧愁、矛盾,使他的眼病、眩晕、嗜睡、疲劳之症更加严重,夜间严重失眠。7月1日、2日接连两天,他索性什么也不再想,集中精力赶紧给两个儿子写下了一份面面俱到的遗嘱。然后于7月4日从保定启程,8日到达天津。曾国藩认真揣摩了十几天来慈禧的意思,必须先压住中国人这一头,也做个姿态给列强看。他一进城,就把他在路上写好的《晓谕天津士民告示》贴满了大街小巷。因为该布告对天津市民案发那天的行动进行了严厉批评,怒训津民勿再挑起事端,导致天津百姓对曾国藩非常失望,引起天津市民强烈不满。对此列强也不买账。7月19日,法国人即送来照会,要挟必须先杀掉知府张光藻、知县刘杰、直隶提督陈国瑞三名官员为丰大业抵命,然后再杀其他人犯,口气十分强硬。扬言如不答应,即宣布开战,先把天津炸平,后进攻北京。

刚一出手,就如此被动,因极度害怕,又苦于“旁皇无计”,曾国藩竟至抱头痛哭很久。

关于地方官在案发中的表现,曾国藩已做调查,知道道台、知府、知县和提督等一应官员并无严重过失,而且案发时他们一直在做工作。可是,一贯曲徇洋人的崇厚,却极力坚持按洋人要求,给刑部上报治府、县之罪。自曾国藩到后,崇厚几乎天天到曾处强调自己的这一意见,希望曾国藩按照他的意见办。

最终,曾国藩在如此关键的时候竟做了两个非常幼稚的决定:一是为了保护两位府县官员,他擅自让他们以治病为名先离开天津,躲躲风头。让张光藻去了顺德,刘杰去了密云;二是他按照崇厚的意见,拟出了对府、县治罪的奏状,上报慈禧。曾国藩绝不会想到,这两个决定,将毁掉他一生的清名。

7月20日,奏状刚刚发出,曾国藩立即后悔了。他不后悔他擅自将两人放走,他后悔他不仅保护不了自己的下属,还自己提出对下属“革职治罪”,将来其他下属怎样看自己?整整一天,他都“因奏请将府、县交刑部治罪,忍心害理,愧恨之至”。陷入极大的自责之中,一下病势加剧。

7月21日,在病中曾国藩又给慈禧写出了整个案情的初步调查报告:《查明天津大概情形折》。曾国藩的这份长达2100字的长篇报告,首先谈了民间说教民迷拐人口、教堂对中国儿童挖眼剜心、采生配药并不是事实,也无证据,全系谣传,等于替洋人说了开脱话。但是,他也同时谈了之所以津民这样谣传,也事出有因,教堂确实有很多“致疑点”。比如,大门终年紧闭,过于秘密;且教堂地下均有地窖,密不可测;有的中国人进教会看病后,久而不还;教会收留中国孤儿,甚至连有病将死者也收,只见其入,不见其出;加之今年四五月间外界有拐卖孩子事件,正是天主教堂死人过多之时。以上种种,极易导致人们产生怀疑,这等于替天津市民也说了帮忙的话。

慈禧立即将曾国藩的这个《查明天津大概情形折》让内阁印发各级官员。在发抄朝野时,慈禧有意删去了曾国藩为天津市民辩护的几个“致疑点”。只印发了曾国藩替洋人洗白的话,以及对“首犯”和官员的处理态度。

7月23日,慈禧发来500里加急。内容是:“奏请张光藻、刘杰着即行革职治罪,已均照所请,明降谕旨宣示矣。”慈禧很聪明,既然你曾国藩要求处分你的下级,那我就同意你的要求,还进行了公布。慈禧聪明还在于,她表示同意处分府、县的同时,还说这是“为消弭衅端委曲求全”,今后不能再这样,“此后如洋人仍有要挟恫吓之语,曾国藩务当力持正论,据理驳斥。总之,和局固宜,保全民心尤不可失,曾国藩总当体察人情向背,全局统筹,使民心允服,使中外相安”。这样做慈禧就在舆论面前摘清了自己,而曾国藩偏护洋人、治罪官员的帽子就戴定了。

果然,该《查明天津大概情形折》一发表,朝野舆论大哗,对曾国藩一片声讨之声。这份报告成为了人们对曾国藩评价的拐点,由开始的信任、期望,一下转为愤怒、声讨。曾国藩的寓所“责问之书日数至”,他一下陷入了巨大舆论漩涡。

而就在此时,通商大臣崇厚几乎“每日一来行馆,力主府县议抵之说”。他还在天天找曾国藩磨,答应按法国人的要求杀掉府、县以抵命。为了防止崇厚对慈禧的影响,而导致对府、县的不利,7月26日,曾国藩赶紧给慈禧去信,信中他表决心:“臣自带兵以来,早矢效命疆场,今事虽急,病虽深,此心毫无顾畏,不肯因外国要挟,尽变常度。”还对慈禧提醒:对于洋人,决不能有求必应。说:“法使欲将三人议抵,实难再允所求,臣查府县实无大过,送交刑部,已属情轻法重。”意思是处分可以,再杀他们那就不合适了。

这些天来,他为听信崇厚而主动写了要求处分府、县的信,心里一直为此受着良心煎熬。在日记中几次提到“寸心负疚,寸心如焚,深为愧疚”的话。再加举国口水汪洋,声誉大损,曾国藩已不堪承载,病情迅速恶化,呕吐不止。万般无奈,他提出“请由京另派重臣,来津办理”。崇厚很高兴,赶紧就势给慈禧去信促使:曾国藩确因“触发旧疾,病势甚重”,抓紧重新派人来吧。7月27日,慈禧回了两封信。一是指示曾国藩,先用心处理教案:“即着该督坚持定见,悉心经理,用全大局。”二是按曾国藩要求和崇厚所请,决定派江苏巡抚丁日昌去津,丁到津之前先让京官工部尚书毛昶熙到津“会办”。

慈禧此时临阵易将,可见对曾国藩已有疏离之意。一则因为朝野舆论已经对准了曾国藩,继续用他也不利于自己的威信;二则已开始担心曾国藩不能正确理解和有效地贯彻自己的意图;三则发现曾国藩办事拖拉,在如此紧迫的情况下,还每天下围棋、看古书、写家信、会客,效率极低。

8月7日,慈禧来信:“(法公使)罗淑亚无理要挟,所请府县抵偿一节,万无允准之理。”“令曾国藩取具该府县等亲供,以其迅速了解。”可见慈禧并没有同意法国公使和崇厚的意见,而且对曾国藩的拖拉作风表示着急,因此再次相催,态度还算平和。

8月12日,慈禧再次重申:“(对洋人)非理之求,断难迁就。此时对滋事之犯按律惩办,则洋人自不至节外生枝,再归咎于府县。”这又是催促,让他抓紧处理其他罪犯。据慈禧自己说,抓紧处理滋事罪犯,她这是为了保护府县。所以,信中她还指示:天津府、县不解押来京,就在天津接受调查。

但是事情突然有变——直隶按察使钱鼎铭将曾国藩放走府、县的事给慈禧报告了。

慈禧对曾国藩办事拖拉的不满一下加大。她不允许曾国藩在案件处理过程中自行其是,也不能容忍曾国藩对她有任何轻慢和隐瞒。因此她不再顾及这位已60岁的耿耿老臣的面子,立即翻了脸。

8月16日,慈禧大怒,发去500里加急,怒斥曾国藩:“(闻讯)不胜诧异!张光藻、刘杰以奉旨治罪人员,即使患病属实,亦应在天津听后查办。乃该阁员等,一赴顺德,一赴密云,捏病远避,直视谕旨如弁毛,尚复成何事体!朝廷令该割员赴津,实曲示保全之意。乃皆不能体会,置身事外。曾国藩率行给假他出,实属不知缓急。若再托词远避,国法具在,岂能宽宥!”慈禧如此对曾国藩指名道姓的训斥,这还是第一次。

发过这次火之后,慈禧气还未消。8月19日,又发上谕:“近来内外臣工,遇事机紧急,徒事张皇,迨祸患略平,则又泄沓成风。似此因循成习,何时可冀自强?何时可平外患?”显然这都是借题发挥的无名火,也因曾国藩而起。

形势迅速逆转。8月21日,江苏巡抚丁日昌到津。次日慈禧发来上谕,要求丁日昌加大办案力度:“该督(丁日昌)到津后,统筹全局,次第办理,令速缉凶,详讯严办。对为首滋事及下手之人严拿务获,讯取确供,按律议抵。催取府县亲供,及早结案。”慈禧催得很紧,既给了政策,也定了调子,也交了方法,对府县也不宽容了。曾国藩实际上也就靠边站了。

接到慈禧批评的上谕,曾国藩傻了眼。8月26日,他赶紧给慈禧去信,对他放走府、县一事进行辩白:“该员(府、县)六月十六日撤任以后,即行请假,臣见其本无大过,故允其所请,其时尚未奏参也。”曾国藩知道自己闯下了大祸,在解释的同时,赶紧服软表决心,说请太后放心,他一定要尽快“查拿(其他)凶犯,从严承办,以杜外患”,“理合会同江苏抚臣丁日昌具折驰报”,不再拖拉。

这些解释和态度,已经不足以扭转慈禧的看法,更不可能取得慈禧的谅解。感觉伤了自尊的慈禧,已经把与曾国藩的君臣际遇彻底翻过。他觉得这位封疆大吏已经十分碍眼,甚至不愿再看到他在眼前晃动。而曾国藩却老年昏聩,没有把事情看得很重,他看不到慈禧已经嫌弃自己的现实,也想不到慈禧会对自己这样一个功臣做出处置。

也是曾国藩命该如此,就在慈禧与曾国藩君臣政治蜜月已经结束的当口,南方传来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身亡的消息。慈禧得到报告,立即有了主意,因为打发曾国藩的机会出现了。8月30日,慈禧果断颁下谕旨:“曾国藩着调补两江总督,直隶总督着李鸿章调补。”曾国藩被调离直隶退回到江南,其所经办的津案也半途而废。

曾国藩以为这只是一个普通的调动。就在接到慈禧谕旨的当天,即8月30日,当即就回了个不看眉眼高低的奏折:“前在假期之驰赴天津,实因津事重大,不敢推诿。臣目病甚重,往来文件,难以细阅,幕僚拟稿,难以核改。江南庶政殷繁,若以病躯承乏,贻误必多。唯有避位让贤,吁恳另简贤能。目下津案未结,仍当暂留会办。一俟奏结后,即请开缺,安心调理。”他的要求很明确,即:一是不想去江南,怕因病耽误了那里的事务;二是强烈要求办完天津的案子再走,不愿就这样半途而废;三是办完案子后就彻底病休。在此信中,他还从天津教案实际出发,不识时务地向慈禧给天津推荐官员。

信发走后,曾国藩便加大了在老百姓中的“拿犯”力度。9月4日、6日,他围棋也不下了,古书也不看了,接连亲自参加了对府、县的审问。处理案件的积极性比以前还高。可是9月7日,慈禧就给曾国藩来信,口气不容通融,内容也是三条:一是必须去江南,二是天津官员选用一事不需你操心,三是可以结了天津的案子再走。最后慈禧补了一句:“毋再固辞。”

曾国藩接到信,心情复杂。9月9日,曾国藩又去信,信中反复谈了天津一案,最先错在洋人,至于府县,只是“临时失于弹压”,“不无可原”。至于对他们怎样处理,请慈禧“圣裁”。他为了尽量保护府、县,在做自己最后的努力。然而,曾国藩的意见已起不到什么作用了。

9月13日,慈禧急令尚在陕西的李鸿章速来天津上任,而且很急迫。到这时曾国藩这才真正看出了慈禧对自己的不满,看出了对自己办案效率不高问题百出的愤怒。9月18日,曾国藩主动给慈禧去信解释此案为何进展缓慢。说此类群体事件,真凶真犯实在不好确定,冤枉乱抓,以无辜充数,问心有所不忍,所以办案速度就慢了。但最后他还是表决心,坚决执行慈禧指示,就是用变通的办法也要保证完成任务。

曾国藩也看出来慈禧一直在为自己放走府、县的事生气。但他为了挽回自己的失误,还是一有机会就为府、县下级说情。一连几天,他都在“幕府谈思所以救全之法,踌躇良久”。9月23日,曾国藩借上奏告知已革天津府县解送刑部日期的机会,又说了一次情:“府县本无大过,张光藻尤著循声。臣之初意,岂肯加以重咎?过听浮议,举措失直,遽将府县奏交刑部。此疏朝上,夕已悔憾。请敕刑部细核供词,从轻定议,臣亦稍释隐憾。”即说这不是他的真心,当时自己有点慌乱,上午报告请求处分府、县,下午就后悔了。“原奏”的那些府县“罪行”,千万不能作为依据,一定要重新甄别,否则自己的良心就受不了。通篇表达了哀求、忏悔、弥补的心情。

但慈禧却难以息怒。10月5日,怒旨:“该府县责任地方,乃于津民聚众滋事,不能设法防范,致匪徒乘机焚杀戒害多命,又未将凶犯赶紧拿获,情节较重。且该革员等于奉旨交刑部治罪后,张光藻竟敢私往顺德,刘杰亦私往密云,任意逗留,尤为藐玩。”慈禧说他们“情节较重”,再加私自外出,性质更严重。彻底否定了曾国藩“府、县无大过”的说法。

慈禧宣判:“张光藻、刘杰均着从重改发黑龙江效力赎罪,以示惩警。”慈禧开始本来是想将二人在天津处理,结果这下“从重”弄到黑龙江去了。曾国藩的一切努力完全落空,也再不敢说情,只有自吞苦果。

事虽至此,曾国藩还仍然惦着他没办完的案子。对所抓的80多人加大了审讯力度。他把审讯地点就设在了自己的住处,他在日记中写道:“敲搒之声竟日不绝。”可见对无辜百姓下手之狠。终于,他凑够了拟杀的20人。10月7日,曾国藩正式上报了他胡乱确定的这些人犯名单。也同时正式上报了请求慈禧对他“交部严加议处”的处分申请。

无辜凑数杀中国人的消息传出,全国舆论再次大哗,尤其天津市民义愤填膺。对曾国藩的“诟詈之声大作”,抗议信像雪片一样涌向朝廷和曾国藩住处。甚至一直把他引以为自豪的“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”。京城会馆中所悬曾国藩官爵匾额“悉被击毁”,并将名籍削去,不再承认他是湖南籍人。湖南家乡绅民更一怒砸了他的家宅。当时有副对联如此挖苦他:“杀贼功高,百战余生真福将;和戎罪大,早死三年是完人。”可见人们对他的愤怒。

可悲的是,曾国藩已经是这样的处境了,此时的慈禧对他的怒气仍然未消。1870年10月20日,曾国藩赴江南以前进京觐见慈禧时,慈禧再次对跪在前面诚惶诚恐的曾国藩怒问:“府、县前逃至顺德等处,是何居心?”曾国藩异常惊恐,回答几乎语无伦次。可见慈禧对此事是一直抓住不放的,对曾国藩的不满永远也不会化解了。

“天津教案”最大的输家是曾国藩,最大的赢家是慈禧,慈禧在这个过程中毫发未损,曾国藩却落了个“举国欲杀”的下场。最严重的是,他惹恼了慈禧,失去了信任。还永远承受“外惭清议,内疚神明,忍心害理,悔恨之至,萃六州之铁不能铸此一错”的良心煎熬。两月后他在两江总督任上,有人报告说又有反教会群众敲署衙大门,竟然吓得他一下瘫倒在地。两年后,曾国藩在抑郁中离开了人世。

江苏癫痫医院

江西中医医院

贵州血液病医院

福建疱疹医院